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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这代宪法学者有什么任务？陈斯喜副主任认为，第一项任务是推动宪法的实施，第二项任务是努力形成中国宪法学自身的理论体系。

因此，侦查阶段通常体现为一种单方追究机制和一种线形构造，往往成为最容易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阶段，实践中发生的刑讯逼供和侵犯被追诉人权利的情况也多是在此阶段。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宪法的内容在宪法文本中的排列顺序与制宪者对其重要性的认知相关。

法律及司法机关应保护被告人获得辩护的自由，而不是剥夺和限制。其次表现为国家有义务建立律师制度，以保障被告人有权获得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律师的帮助。根据笔者的统计，规定在司法权下的有7个国家，分别是朝鲜、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越南、白俄罗斯、德国、捷克，在权利和司法权中都规定了的有10个国家，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保加利亚、俄罗斯、列支敦士登、罗马尼亚、乌克兰、巴拉圭、巴拿马、秘鲁、尼加拉瓜。[10]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政治组编：《中国宪法精释》，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277～278页。被告人有辩护人的时候，国家不得干涉。

前述德国的例子也说明获得辩护权的位置与是否重视被告人权利关系不大。[12]Blacks Law Dictionary, West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377.[13]参见[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页。但是知情权却在被视为人权保障书的宪法中难寻踪影，直接影响了对知情权的保护力度，将知情权在我国宪法中加以明确规定已具备了充分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

事实已经做出了回答：我们以前所经历的许多权利侵害，并非因为宪法权利的缺失。〔25〕[美]奥德舒克：《立宪原则的比较研究》，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8-129页。回到我国的情况，如果我们还没有胖起来，减肥药的必要性何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尚有待发挥其应有的政治审议、监控公共权力的功能，表达自由的实现也还任重道远。〔43〕参见《民主与不信任》第五章清理治道变革的渠道和第六章有利于代表少数群体。

权利意识被调动起来了，保障权利能力的不足也显露出来。〔19〕具体化思维之误，由此可见一斑。

这一诉求在本质上有助于强化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再分配权力。伊利指出，违宪审查通过治理政治过程的失灵而获得正当性。〔21〕赵方：《知情权入宪之途径构想》，载《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11期。如果政府试图通过强化中央财政来统一解决，它就必然忽视地方特殊性和能动性。

3.宪法权利需要普通法律将其具体化才能真正落实。如前所述，之所以把某些权利写入宪法，恰恰是为了防止普通法律通过具体化方式加以限缩、侵害。权利宪法化的动机无可置疑，但它误解了宪法的属性，不但于事无补，而且贻害甚多。我国当前面临的情势与此不同，我们一方面艳羡他国违宪审查机制之效能，另一方面却忽视了此种效能之政治前提，其结果必然是，由于大量社会性诉求夹杂着正义激情涌入司法过程，法院的隔离、中性化和冷却功能无处存身，它必须像政治部门一样去机会主义地处理专业性极强的法律问题。

它势必挑战有限政府传统，并引发了政治哲学上的不安。〔14〕还有的学者说：有些宪法条款虽对一些权利有所规定，但这些条款却无法得到间接实施，更不可能直接实施。

成文宪法的高级法预设一旦遭到拒绝，宪法规范丧失评价基准地位，权利宪法化就只是满足了学者的自尊，却成为公民手中一张精美的空头支票。在我国，孙志刚案等一系列恶性事件的发生，使得学者们更加迫不及待地把违宪审查同人权保障联系起来。

不少学者指出，非政府组织的导入有助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我们在权利宪法化之路上高歌猛进，反映的是在民众参与之路上的挫折与无奈。相反，把社会写入宪法倒使得政治部门（国会、政府）的审议功能遭到削弱。〔17〕两院制使得多数派意愿在转化为法律时能够自我约束。对此，已有学者做过有价值的反思：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人权方面是不能由下位法来具体化的。三、把宪法权利具体化？社会权入宪后再由普通立法具体化，是与权利宪法化诉求伴而行的主张。

著名的人权三形态说对此提供了说明：从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再从法定权利转化为实有权利，这是人权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实现的基本形式。大量权利宪法化不仅在国家层面导致人大政治审议空间缩小，在地方人大层面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

令人不安的是，它所带来的公共权力日益膨胀的趋势，又会对传统的消极自由构成威胁，旨在保障人权的力量，因此可能成为威胁人权的力量。说到底，上访是正常的政治渠道堵塞的结果，矛盾和诉求从体制外寻求突破，显示的不是宪法文本性制度的知识性缺陷，而是促使其运转的动力不足。

Roe v. Wade, 410 U.S. 113 (1973)。〔20〕徐璐：《知情权入宪之探讨》，载《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12期。

如果把知情权、监督权当做手段性权利列入宪法权利清单，那么其他手段就可能由于没有明确写入而变得无需保护。相关讨论参见王磊：《人权的宪法保护的几个误区》，载《法学家》2004年第4期。换言之，宪法权利的功能在于防止立法机关凭借少数服从多数规则侵害个人权利。总之，对宪法权利清单的迷恋，同样显示了我国当前在权利保障上由于政治渠道的堵塞而形成的不可救药的路径依赖——依赖立法专家的智慧明确法律权利的含义。

〔10〕在许多国家，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险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法律通过税收优惠鼓励捐款流向慈善团体。在这一点上，必须廓清现代立宪主义对政治过程的警惕和中国对政治过程的需要，二者并不冲突。

〔25〕清单论的危险还在于，它试图一厢情愿、一劳永逸地设定权利的含义和边界。〔18〕无论哪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喜欢公民用表达自由来制造麻烦，政府对麻烦的顾虑不一定源于对公民权利的漠视，更多的可能是由于对公共利益富有责任而容易忽视个人诉求。

而普通法律的规定有时还需要次级的法规、规章再进一步具体化。〔42〕[美]约翰·哈特·伊利：《民主与不信任》，朱忠一、顾运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对此，彼得·奥德舒克（Peter Ordeshook）已经指出了：为了避免实施中的模棱两可，这项宪法想做的太多，简直成了判断政府侵犯人们生活方面的文件。但更准确的理解在于，将本质上积极能动的社会权排除在宪法权利法案之外并非贬低其重要性，而是认为它们应该通过政治审议过程加以实现，或部分地交给非政府组织去消化处理。德国《魏玛宪法》通常被视为社会权宪法化的经典文本，并成为我国学者建议效法的对象。同样，对多数决定规则的实质性宪法约束，已经为程序性控制所取代。

六、宪法陀螺的动力作为一个西方舶来品，人权思想三十年来在中国的发展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例如由于城乡二元格局、社会保障权不平等、农民工权益受损等问题的存在，农民权益的衰微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其次，社会权具有不可诉讼性，如果此类权利既宣告于宪法，又无法通过诉讼渠道获得保障，它就会挑战政府的正当性，事实上，在当时因战败而财政捉襟见肘的德国，这一危机被无情放大了。在限制表达自由和选举权利上，民主政府具有利益。

正如有学者正确指出的，若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环境权的至上的优势地位，并且假设在现实中得到充分贯彻，那么是否意味着发展权必须止步于环境权?〔12〕困境源于对环境权属性的误解。〔27〕Mark Tushnet, Taking the Constitution Away from the Cour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28〕李步云：《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刻不容缓》，载《法制日报》2001年12月2日。